近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，明确指出要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、碳中和工作，尽快出台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，坚持全国一盘棋，纠正运动式“减碳”，先立后破，坚决遏制“两高”项目盲目发展。这一表态表明了最高层对于碳达峰、碳中和的清晰目标：在实施过程中，要对国情、社会经济承受力等因素综合考量，不可将其异化为某种政绩或者不切实际的过高目标，采取“一刀切”等方式，从而干扰正常的经济生产及企业经营。

2020年9月22日，中国政府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：“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，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，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，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。”2021年3月5日，国务院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指出，扎实做好碳达峰、碳中和各项工作，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，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。一场涉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、众多产业结构性变革的深层次创新正在启动。

近期，我国围绕碳达峰、碳中和的重大改革举措不断推出。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7月16日启动上线交易，发电行业成为首个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行业，意味着我国在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落地上迈出了重要一步，将以“碳交易”推动各个行业的“低碳发展”。随着一系列围绕碳达峰、碳中和的发展目标设立，相关政策及配套设施的发布及运行，各地各产业也相继开启对应的“减碳”方案。然而，“减碳”不能异化为某种形式主义，无视市场客观发展规律和社会实际，从而陷入盲进陷阱中，在给企业、产业带来种种不良影响的同时，也会给碳中和大局带来干扰。

运动式“减碳”表现为两种形式：一种是地方不考虑自身发展水平和能力而采取不切实际的减碳行动，例如片面强调零碳方案、大搞零碳行动计划，或者对所有现阶段能耗、排放较高的项目一律予以关停;另一种则是为了眼前利益，在口头承诺下，不采取切实的减碳举措，或者只对某些小企业、财税及GDP等经济“产出”较低的产业，采取较为严厉的减碳监管标准，而对所谓的纳税大户、支柱产业差异化对待，如此既有失市场公平，也因为治理结构失衡，难以如期完成既定减碳目标。

科学减碳需破与立并存，需加大在减碳基础设施的投入。这包括企业自身在制造、生产、销售等全流程通过设备升级、管理创新等，形成减少碳排放的全新运营模式，以此为基础来贯彻落实政府提出的各项减碳指标。同时也指向各地为提升企业减碳行动参与积极性、适度减轻其负担，所制定的一系列扶持政策，比如税费减免、专项补贴等，让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融合互补，从而形成改革合力。

国家发改委正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碳达峰、碳中和顶层设计文件，抓紧编制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分领域分行业实施方案，谋划金融、价格、财税、土地、政府采购、标准等保障方案，加快构建碳达峰、碳中和“1+N”政策体系。随着“1+N”政策体系的成型，各地应根据自身实际，制定更为细化的执行计划，进而还可根据实际运行过程的市场反馈及效果评估，将有关意见、建议汇总给发改委，为后续政策完善提供参考。

在此过程中，各地应发挥更多的能动性，而不是机械执行自上而下的减碳指标，更不能搞简单粗放的层层分解、“一刀切”，超出企业实际承受能力，造成行业激烈震荡;也不可将该尽快落地的保障方案落而不实，让企业和行业得不到必要的外部支持，从而缺乏加快革新的动力和资源，让减碳行动受阻。

因此，防止运动式“减碳”需根据不同区域、行业、企业的特性和实际状况，制定细分化、针对性的举措，对必须要按期完成的高耗能、高污染项目做好政策攻坚、管理攻坚、技术攻坚，确保定期完成目标;对可以通过市场调节手段如碳交易完成的项目，要鼓励企业积极参与碳交易市场，通过资源互补共享碳排放权;对限于现实条件无法速成的项目，要强化政策引导、创造各种条件支持企业加速转型，实现渐进式减碳;而发改委等相关部门也要对各地减碳工作进行阶段性审核，检验其改革成效，对其中存在的弄虚作假等问题予以严查，让全国减碳工作的参与各方责任到位。

在未来的减碳工作中，在“1+N”政策体系框架内倡导因地施策，采取多种政策激励方式助力各行业绿色升级，实现减碳和企业战略转型稳步协同推进，避免运动式“减碳”所带来的形式歪风和执行偏差，如此方能最终完成碳达峰、碳中和的宏伟目标，为世界环保贡献中国“智慧”。